新常态我国矿业走出困境路径选择的思考之四

作者: 来源: 中国矿业报赵腊平 发布日期:2016/1/4 10:38:35丨阅读次数：

矿业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原材料的基础性产业。可以说，人类社会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文明进步，包括物质与精神财富，都与矿业开发密切相关。

　　矿业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原材料的基础性产业。可以说，人类社会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文明进步，包括物质与精神财富，都与矿业开发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寻找一条实现矿业科学发展的路径，为我国全面实现小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才显得如此重要而紧迫。

　　在当前的国际局势和我国全面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矿产资源的具体特点以及矿业开发的实际，研究我国矿业科学发展的路径，应该重点抓住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好矿业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矿业开发的全过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同步提升。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和制度体系，对落实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提出了更具体、更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集成、总结了我们党在发展理论上的创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毫无疑问，这些新思想、新论断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规划了蓝图，也为我国矿业今后如何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现实来看，目前我国矿业开发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有关。因此，树立绿色矿业发展理念，并且付诸于全社会的实际行动，首先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列为矿业开发的“红线”和“高压线”。要进一步提高绿色指标在矿产资源开发规划指标中的权重，把保证和改善环境质量、保障人民健康作为更具约束性的硬指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解决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提高执法的刚性和权威。

　　从法律层面说，要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矿业科学发展的高度，按照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加强包括《矿产资源法》修改在内的法律制度建设。新一轮修改矿法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贯彻“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统筹资源开发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是说，要将矿山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作为《矿产资源法》调整的重要内容。

　　（二）坚持矿产资源主要“立足国内”的方针，继续加大资金与技术投入，加强地质找矿工作，逐步减少对国外资源特别是大宗战略性矿产的依赖程度。

　　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资源全球化受到了严重干扰，“非经济因素”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矿产资源要坚持“立足国内”的方针，加强国内的地质勘查工作，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立足国内，寻找矿产资源并非是无源之水。以石油为例：有关专家认为，尽管勘探开发难度越来越大，但仍具有保持石油产量持续增长的基础。比如，我国东部石油仍有增长空间，估计待发现资源量为180亿吨，待探明石油资源潜力为68亿吨左右；西部地区处于勘探中早期，待发现石油资源量超过114亿吨；我国东南部近海石油探明程度仅为29%，待探明石油资源量估计有86.31亿吨，尚处在储量发现的高峰期。

　　事实证明，我国的地质找矿潜力的确很大。我国自2011年《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实施三年以来，地质找矿成果已经超出预期。据国土资源部等部委通报的情况，到2014年9月，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前三年累计投入找矿资金约3500亿元，而新发现中型及以上矿产地451个，其中大型162个。发现了一批世界级的特大的天然气、铀、钼、钨矿床。

　　与此同时，我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已到西沙中建南区块进行作业，并首次进入南海深海进行油气勘探。继2001年首次获得东太平洋国际海底7.5万平方公里享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的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合同区后，我国又相继在西南印度洋国际海底区域和西太平洋国际海底获得了两块矿区勘探权。

　　（三）加大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特别是稀有金属和稀土资源的保护力度，增加国内的资源储备，确保我国战略性资源的安全。

　　在当今世界日益复杂的经济、技术实力博弈面前，战略资源竞争与争夺正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具有战略价值的矿产资源也成为一种筹码。这些筹码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有政治、外交、军事价值。因此，我国有必要按照国家战略并从资源安全的高度来统筹保护、安排战略资源，加强资源储备，使我们对战略资源的利用居于有利位置，在国际交往中把握主动。

　　从竞争格局看，欧盟、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所厘定的关键储备矿产中，有很多均为从我国进口的优势战略矿产。

　　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建立国家战略资源储备的国家，早在1939年就开始实行重点矿产品储备，并制定了《战略物资储备法》，对本国的石油、煤炭、稀土等只探不采，储备长期从国外低价购买，资源包括石油、铀、铝、锑、铬、黄金等重要矿产。经过多年的经营，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已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战略资源全球配置保障体系和庞大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

　　而作为一个矿产资源极为贫乏的岛国，日本一面通过积极推行海外矿产勘查补贴计划，鼓励境外开矿，获取全球战略矿产资源。另一方面，将资源储备提高到极为重要的战略高度。比如，2009年7月，日本政府出台《稀有金属保障战略》，提出将31种矿产(包含47种元素)作为优先考虑矿产。2010年6月，日本出台《对欧盟生死攸关的原料》报告，将14种重要金属矿产确定为“关键原材料”(包含35种元素)。

　　在保护战略资源和资源储备方面，我国起步很晚，但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与办法。比如，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已初步建立起国家石油储备制度。下一步，我国应当尽快将储备扩大至战略矿产资源，因地制宜地制定储备目标、储备方案和管理措施，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和安全管控能力。按照保障优先、适度超前、量力而行、合理布局的原则，从国家储备发展至国家与商业(企业)储备等复合型战略储备体系。

　　（四）加快矿业经济结构调整，实施产业优化重组，加强供给侧管理，治理与淘汰产能过剩，同时要以建立矿业资本市场为契机，促进传统产业向现代矿业发展。

　　据了解，对于矿山企业目前遇到的种种困境，国家正在加大研究完善煤炭脱困相关政策、措施及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比如化解产能过剩、改善供求关系、依法加强监管、促进公平竞争、防范社会风险、推动企业重组、加大财政金融支持以及建立煤矿退出机制等，并且进一步把矿业作为降本增效的重点，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运行当中显现的突出矛盾，促进矿业健康平稳运行。

　　化解过剩产能，是我国经济由粗放型走到转型升级关键节点必须直面与解决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国矿产品的供需结构和市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全面的产品短缺转变为相对市场过剩。因此，如何把落后的过剩产能淘汰掉，如何培育出先进的优质产能，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一大课题。

　　按照2013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通过5年努力即到2018年,要在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方面实现三大目标：即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与环境承载力、市场需求、资源保障相适应;发展质量明显改善,产能结构得到优化;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得到完善。

　　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为化解矿业过剩产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下一步攻克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按照从供给侧管理出发化解过剩产能的理论和路径，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矿山企业进行大胆改革，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等办法对生产力进行重新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来提升整个产业的生产效率。还有就是扩大出口，输出产能，开辟新的市场，从需求端加快去产能，在供给端消化产能。

　　要让我国矿业从传统产业向更高质量的现代矿业发展，还应当继续探索矿业与资本、金融市场结合的途径，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矿业资本、金融市场。在现代资本理念和金融体系下，矿产资源其实就是资本的一种形态，而现代矿业正是建立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要形成发现资源、开发资源、保护资源的市场管理体系，也只有建立矿业资本市场，通过资本这个龙头，运用矿业资本市场的规范机制、透明机制、风险揭示机制和监管机制，才能形成对资源企业行为的约束，形成资源与资本的良性互动，实现矿业管理体制的提升和完善，为现代矿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保证。因此，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建立我国自己的矿业金融资本市场，应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

　　（五）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打造矿业经济的升级版，为矿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矿业可持续发展。

　　从根本上来说，提高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现代化的支撑能力，必须打造矿业的升级版。升级版的核心任务是提升质量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比，引导企业向技术、品牌、质量、管理要效益，拓展生产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创新企业运营模式，推动矿业以适当的速度，实现没有水分的健康增长。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前不久在天津举行的国际矿业大会上指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矿业升级最关键的因素，创新也是矿业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推动矿业复苏增长的转型，关键是要发挥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释放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红利，为矿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推动矿业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应当立足我国国情,紧跟国际矿业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加强重大科技问题研究，分类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并同其他领域高新技术紧密结合,把新资源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整个矿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就目前而言，推进矿业转型升级，可以从开展矿产资源节约、循环利用、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关键技术攻关入手，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加快绿色矿业成熟适用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全面促进矿产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推进矿业生产方式根本转变。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催生“互联网＋”、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理念、新业态，其中蕴含着巨大商机，正在创造巨大需求，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潜力也是巨大的。在矿业领域，我们也应该抓住机遇，把推动创新驱动和打造新增长源，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加快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共同创造新的有效和可持续的高附加值的矿产品需求。

　　（六）加快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建立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页岩气、核能以及风能等在内的多元能源供应体系。

　　我国能源资源的特点是“多煤、贫油、少气（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上，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生产的70%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仍占50%以上。可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能源结构仍将以煤炭为主，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这种格局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因此，在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必须要做好煤炭这篇文章。

　　目前，在不少城区空气质量下降甚至出现雾霾的情况下，不少人包括一些社会舆论将矛头直接指向煤炭，提出“去煤化”，这是不了解我国能源资源状况的主观臆想。实际上，污染是因为不会清洁利用造成的，与煤炭资源本身并没有关系。而且，煤炭在我国的基础能源地位，决定了我国能源革命的方向不是“去煤”，而是“净煤”，即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把煤炭开采和利用对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但也必须正视，传统落后的煤炭开采利用方式确实带来了不少问题。目前，我国的煤炭产量已达４０亿吨。2014年煤炭的消费比重达到66%，占全球的47.4%（全球总产量81.65亿吨）。而且，能源利用粗放，综合能源效率不足40%。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煤炭行业依靠数量、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因此，我们必须摒弃过度开采等落后的开采方式，控制开发量，提高科学产能比例，依靠科技创新，推进煤炭清洁利用的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装备研制，鼓励燃煤发电超低排放技术、高效煤粉型锅炉技术和现代煤化工技术示范工程建设，真正实现安全、绿色、高效开采。

　　国际经验表明，新能源比重明显偏低、在能源结构上高度依赖煤炭等化石能源，既不利于保障能源安全，也很难支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如今，发达国家的能源已转变为主要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并都在大力开发利用新能源。着力实施能源转型战略，使能源体系由目前的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变为未来的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这是全球能源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在清洁利用煤炭资源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大力发展非煤能源。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广泛地吸引社会资本，加大油气勘探，增加油气资源储量。要继续加强对页岩气、热页岩、浅层低温能以及铀矿资源的勘查开发力度，尽快形成产能。同时，要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要在采取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启动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适度加大核能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进而形成煤、油、气、核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

　　（七）继续加强国际矿业开发合作和矿产品商贸合作,互联互通，互通有无，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资源能源保障。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对石油等资源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但经过几十年的开采，我国很多主力矿山的资源正在趋于枯竭，产量急剧下降。因此，要满足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的需求，一方面要加大对国内资源的勘探，努力找到具有宏观影响的特大型矿床。另一方面，要加大走出去和国外合作开发资源能源的力度，获得我国短缺但急需的资源。

　　近年来，我国“走出去”战略已获得初步成果。比如，石油三巨头为龙头的国内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参与海外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初步形成了四个重点开发区。其中包括以苏丹、阿曼、阿尔及利亚、伊朗、沙特、利比亚等国在内的西亚北非区；以委内瑞拉为主的南美区；以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为主的东南亚区；以哈萨克斯坦为主的中亚一俄罗斯区。已投产运营的项目集中在苏丹、哈萨克斯坦、印尼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外交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下，我国石油企业开始投资中亚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开发和生产。如今，连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中哈石油管线已经投入正式运行，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通道。

　　石油合作也是目前我国与海湾国家加强合作的重要领域。在“资源外交”的带动下，我国和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不断走上新的台阶。前几年，中石化在伊朗的亚达瓦兰油田购得了50%的股份，并和伊朗政府达成在未来30年内购买伊朗石油和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在北非，我国公司获得了苏丹大尼罗河石油开采公司40%的股份，我国企业还获得了安哥拉的石油勘探权。

　　拉美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突破地区。早在1997年，我国石油公司就通过参与国际招标中标委内瑞拉大油田20年的生产经营权，开始深度介入了当地的石油勘探和开发领域。我国和世界第五大石油生产国委内瑞拉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委内瑞拉向我国公司开放本国已探明储量的90亿吨油气资源。

　　目前，我国的投资开始进入阿根廷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巴西的基础设施和采矿业。中国五矿公司与智利合作开发的铜矿已经投产。

　　同时,中俄历时十年谈判终成正果。中俄两国已签署《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 根据双方商定，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我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合同价值4000亿美元。

　　在输出国内矿产、资本及技术方面，我国企业也大有可为。以煤炭为例。在煤炭国内发展遭遇“天花板”的同时，海外市场无疑可以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在能源重心西移的过程中，要发挥我们在资本、技术、装备、制造方面的优势。同时，在布局、结构、规模、形态、管理等多方面打造新的优势，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积极开展海外资源开发，稳步开展国际煤炭贸易。同时鼓励煤炭企业抓好煤炭机械贸易，煤炭资源综合一体化开发，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技术服务，承揽境外煤矿建设、技术改造以及运营管理，带动先进技术和大型装备出口。

　　（八）进一步巩固我国资源外交的成果，大力提升资源外交的水平与实效，推进中外矿业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在国际关系中，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矿产资源一直是大国竞争的动力和目标。这些资源的供给能否稳定、安全以及能够使用什么样的可靠战略来保证供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陷入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相对贫瘠的的窘境。因此，通过资源外交，解决资源能源安全问题，对我国来说，既是外交上的新考验，也是发展道路上的长期挑战。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资源外交”开始提上我国外交部门的议事日程，并迅即成为当代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我国的资源外交中，能源外交进行得最早，成效也最突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石油供应在能源外交和扩大海外能源战略的双重推动下，正在逐步形成多种输送渠道、多样化保障领域和多元化供应来源的石油供输机制。根据我国的情况，应当不断强化与资源供应国经贸联系，建立一种资源体制，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中加强和深化能源资源外交，以减少对抗和摩擦。

　　（九）建设与我国国力相适应的强大蓝水海军，参照国际惯例，建立我们自己的补充基地，确保我国海外资源利益与安全。

　　在国际关系史上，从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有人说，世界之争，主要在于资源之争。事实上，历史上发生的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资源战争。

　　国际资源之争，从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性与“温情脉脉”。当今世界，为资源而发生的战争已不仅在中东、马岛附近海域。在北极和南极等地，虽然还没有看到滚滚硝烟，但因资源之争，到处也都可以看到战争一触即发的阴影。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海洋资源、能源、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对海洋运输通道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我国的石油储备刚刚建立不久，到2015年才拥有相当于两个月进口量的石油储备，到2020年左右才会达到3个月进口量。石油能源以及其它战略资源的运输仍然依赖着漫长的海上石油运输线。而目前我国还缺乏远程投放大规模军力的能力，保护国家海外资源与利益的实力还很有限。如果我国船只在通过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几个要塞时遭遇攻击；如果一旦发生大的战争，进口石油的关键海运航线被有关国家封锁，或者遭遇石油禁运，我国的资源能源安全将面临极大的威胁。

　　同时，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国已经从过去的资本输入国变为输出国，开始在国外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投资利益。据有关资料，最近10年来，我国FDI（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和总额两项指标均急剧上升。从投资覆盖情况看，我国FDI已经辐射到全球170度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量占89%。

　　因此，保障国家资源能源战略的顺利实施，保证我们在全球的资源利益，对我国来说，已经是一个全新的考验。走向海洋、经略海洋、以海强国，是我国发展之要、民生之需，也是保障我国在全球范围之内的资源利益与投资权益的必由之路。可以说，我国的崛起依赖于海洋通道的保障，海洋通道安全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未来巨大的战略利益要求我国必须确保海外经济利益和海上通道安全。

　　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强蓝水海军建设，增强我国军队的远程投放能力。海军要在走出向索马里海域派出军舰为我国商船护航的基础上，向更多海域派出我们的护航舰队。同时，要进一步加快建造自己的航母并尽快形成战斗群，创造条件建立我国海军的补给基地，让海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远洋海军、蓝水海军。这是我国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根本所在，也是保护我国的利益与安全的现实需要。□（全文完）